
1959年,沈阳军区政委周桓被调离军队,去管文艺工作。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上将,转眼间要和剧团、歌舞打交道,很多人替他惋惜。
但我想说的是,周桓这后半生,根本不是沉沦,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甘泉城下的秘密谈判1936年,陕北的冬天冷得刺骨。
红军与东北军在甘泉城外对峙,双方剑拔弩张。谁也没想到,打破僵局的不是炮弹,而是一场秘密谈判。
周桓那时候的身份很特殊——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统战部部长。这个头衔在开国上将中极为罕见,大多数将领靠的是战场杀敌,周桓靠的是谈判桌上的嘴皮子功夫。
展开剩余89%他是辽宁安东人,和东北军有天然的地缘情感。中央派他做统战工作,显然不是随便选的。
甘泉守城的是东北军部队,士兵们心里憋着一股气。九一八丢了老家,跑到西北来打自己人,谁愿意干这种事?周桓抓住了这个心理。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红军恢复了东北军在甘泉、延安的交通运输,允许通商。东北军守城部队所需的粮草,可以向苏区群众购买。
这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意义重大。
张学良通过这次谈判,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不是喊口号,是真拿出了诚意。
周桓促成的这条隐秘线索,成了日后西安事变的铺垫。很多人写西安事变,只写张学良、杨虎城,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事变发生之前,红军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和东北军建立了信任基础。
周桓就是其中一个搭桥的人。
他不是冲锋陷阵的猛将,而是谈判桌后的破局者。这种本事,一般人学不来。
长春城破的幕后功臣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锦州,很少有人注意到长春城里发生了什么,周桓就在那里下了一盘大棋。
他当时的职务是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兼联络部部长。联络部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瓦解敌军、争取起义的机构。
长春被围困了好几个月,城里十万国军弹尽粮绝。郑洞国是守城总指挥,手下有两支部队:滇军第60军和中央军嫡系新7军。
滇军和中央军的矛盾,周桓看得清清楚楚。
第60军军长曾泽生是云南人,部队是杂牌,待遇差、装备差,关键时刻还要被推出去当炮灰。这种处境,换谁都心寒。
10月14日,锦州被攻克。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手令,命令郑洞国突围。曾泽生收到命令后做了一个决定——派人出城,和解放军接触。
联名信送到了解放军前方办事处,周桓的部下刘浩负责接洽。
有人怀疑这是假借起义之名搞突围,刘浩坚持认为,起义是真的,萧劲光拍板:接!
10月17日下午,曾泽生和刘浩在城内会面,商定起义细节。当晚,解放军部队进城接防,第60军三个师两万六千多人易帜。
这一下,长春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郑洞国守不住了,周恩来亲自从西柏坡写信给他,以黄埔老师的身份劝降。信里说得很直白:曾泽生、吴化文都起义了,你还撑什么?
郑洞国犹豫了两天,10月19日,新7军投诚。21日凌晨,郑洞国率残部走出中央银行大楼,长春和平解放。
十万守军,没打就没了,辽沈战役第一阶段,以这种方式落幕。
周桓在这场政治攻势中起了什么作用?他是争取曾泽生部起义等工作的主要参与者。
打仗不只是打枪,瓦解敌军也是一种胜利,周桓干的就是这种活。
沈阳军区的黄金搭档1955年3月,东北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
邓华任司令员,周桓任政委。这对搭档,一个主军事,一个主政工,配合得相当默契。
邓华的履历不用多说,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彭德怀的左膀右臂,上甘岭战役的实际指挥者。从朝鲜回来后,他坐镇沈阳,成了东北军事的一把手。
周桓的履历不那么耀眼,但资历一点不浅。他1930年就参加红军,在彭德怀的红3军团当过政治部秘书。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一场不落。
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四野系统出来的,都在东北待了很多年。邓华打仗厉害,周桓搞政治工作厉害,一文一武,刚好互补。
抗美援朝期间,周桓负责东北军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前线打仗,后方供给,几十万志愿军的吃穿用度,都要从东北调运。这活看着不起眼,压力大得惊人。
1955年11月,中央军委在辽东半岛组织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抗登陆战役演习。周桓参与领导沈阳军区参演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
那几年是沈阳军区的黄金时期。两位上将搭档,一个管打仗,一个管人心,把东北这道屏障守得铁桶一般。
谁也没想到,好日子只有四年。
1959年庐山会议后,邓华被免去沈阳军区司令员职务,调往四川当副省长。周桓也被调离,去辽宁省委当书记处书记,分管文艺工作。
理由是"政治上软弱、立场不坚定"。
沈阳军区的黄金搭档,就这样散了。
从将星到"全国总导演"很多人以为,周桓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恰恰相反,他的另一种人生才刚刚开始。
接到调令时,周桓50岁。从沈阳军区政委变成省委书记处书记,还是管文艺的,落差不可谓不大。换成别人,可能就此消沉。
周桓没有。
他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抓人才。1960年到1962年,两年时间,他三次派人到北京招聘文艺人才,前后请来了卢肃、牧虹、张敦、刘炽等30多名艺术家。
这些人来了之后,辽宁的文艺界焕然一新。
周桓对文艺并不陌生。早在军队期间,他就帮助创作过话剧《万水千山》《炮弹是怎样炼成的》。在沈阳军区,他亲自编导的《游击队舞》《红绸舞》在全军汇演中获过大奖。
这回管文艺,他干脆亲自下场导演。
辽宁歌剧院要排《茶花女》,这是西洋歌剧,难度极大,周桓亲自上阵,一场一场地抠细节。演出进京汇报后,周恩来给予高度评价。
更有名的是舞剧《蝶恋花》,以毛泽东诗词为灵感创作。这部剧不仅在国内获得赞誉,还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周桓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
辽宁歌剧院排《阿诗玛》时遇到了麻烦。有人说这剧只讲爱情、不讲阶级斗争,吓得编剧李坚不敢写了。周桓专门找他谈话,说你不能把阿诗玛写成刘胡兰,不同时代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
这话放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后来李坚把剧本改完,《阿诗玛》上演后大获成功。
文艺界的人开始私下叫周桓"全国总导演"。一个开国上将,在另一个领域重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977年,周桓复出,担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国家文化部顾问。将军与文艺的奇缘,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
1979年,杨尚昆、李伯钊邀请他担任话剧《北上》的顾问,这部剧反映的是红军长征。70岁的周桓拖着病体,亲赴广州军区指导创作和排练。
1982年,他经中央军委批准回部队休养。休养期间,他还抱病撰写了《西安事变前的一段经历》《回忆东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回忆文章,为党史和军史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
1993年10月27日,周桓在北京病逝,终年84岁。
回头看他这一生,前半段是将军,后半段是"导演"。两种身份看似毫不相干,内核却是一样的——都是在打仗,只不过战场换了地方。
有些人的价值,不会因为职务的变化而消失,周桓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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