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美国联邦学生贷款的还款与征信宽限政策正式结束，意味着过去几年中断的信用评估机制全面恢复。根据纽约联储数据，今年一季度，近600万借款人贷款逾期90天或以上或违约，有超过220万名新增拖欠学生贷款的借款人信用评分下降了100多分，面临着还贷压力骤增与融资成本上升叠加的现实挑战。其中，30~49岁人群受影响尤为显著。
作为美国消费的中坚力量，他们如今将在偿还贷款与生活支出之间作出权衡，非必要消费被迫让位，或将对下半年美国消费表现形成明显抑制。不仅如此，学生贷款拖欠风险高度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教育程度较低者、少数族裔和美国经济脆弱的地区，暴露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短期来看，美国消费可能受信用紧缩与心理预期的抑制；长期而言，教育负担与债务失衡叠加的不平等格局，或将削弱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信用评分下降：沉默的债务正在浮出水面
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为了缓解家庭财务压力、避免信用受损，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特殊政策：允许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暂时不还款，且逾期记录不会被上报信用机构。该政策自2020年3月起实施，并持续多年，为许多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缓冲空间。在疫情高峰期，这项举措确实帮助了很多人将有限的收入优先用于日常生活支出，无需为每月还贷而焦虑。
到了2025年，学生贷款的偿还义务全面恢复，同时逾期还款记录也将重新纳入征信系统。过去几年里未还款，也未受到信用惩罚的借款人，如今不得不面对如果无法按时还款则信用评分将面临直接下调的现实。纽约联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贷款逾期90天或以上或违约的借款人近600万。TransUnion的数据也显示，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逾期90天以上的比例显著增加，从2020年2月的11.7%升至今年2月的20.5%，并进一步攀升至4月的31%。
更令人担忧的是，纽约联储数据显示，相比于2024年四季度，今年一季度总计有超过220万名新增拖欠学生贷款的借款人信用评分下降了100多分，超过100万人的信用评分下降了至少150分。信用评分的下降对原本处在较高信用等级的学生贷款借款人影响更大。例如，今年一季度新增拖欠学生贷款的借款人中有240万人的信用评分高于620分，其中许多人在报告这些拖欠情况之前具备申请新车贷款、抵押贷款和信用卡的资格，然而随着信用状况在一季度大幅下降，他们可能无法顺利申请到汽车贷款、住房按揭，甚至连信用卡申请也可能会被拒绝。即便成功获批，所承担的贷款利率也将显著提高，意味着更多的利息负担。此外，信用评分的变化还会引发更广泛的信用歧视。信用评分一旦下降，不仅贷款受限，连求职背景调查、租房申请甚至保险定价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形成“债务挤出消费—消费抑制增长—增长无力还贷”的负向循环，而在这个循环中，微观个体被困其中，系统风险悄然积聚。
偿债责任回归：中低收入家庭成为压力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家庭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影响。高收入家庭由于储蓄充足、信用稳定，依然保持较强的消费能力，生活品质并未受到显著冲击。同时，美联储发布的《2024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称，拖欠学生贷款的借款人集中在中低收入（家庭收入不足5万美元）。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学生贷款的压力更加沉重。他们不得不优先保障基本生存开支，如食品、住房和医疗，削减旅游、娱乐等可选性消费。这种分化趋势表明，美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裂变。
同时，纽约联储数据显示，30~49岁人群是所有年龄段中逾期借款人占比增加最快的一群人。这些人多在年轻时通过借贷完成教育，原本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是支撑美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群体。然而，随着贷款政策的变化，他们的财务状况正在发生转变，消费能力正被迅速削弱。这一群体通常已承担房贷、子女教育、医疗等多项支出，而现在又必须从原本的预算中挤出资金偿还学生贷款，这将促使他们在其他消费上作出取舍。因为如果无法按时还款，不仅面临信用评分下降，还将难以获得新的贷款。一方面是学生贷款本身的还款压力，另一方面是信用评分下滑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这种双重压力正在迅速削弱他们的消费弹性，可选消费或将被迫推迟，甚至取消，可能会对下半年美国消费表现形成明显抑制，更在长远上考验着社会的公平性与经济的稳定性。
结构矛盾放大：社会不平等在地域、族群与学历层面加剧
除了收入差异，学生贷款问题在不同地区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从地理分布来看，美国南部以及部分收入相对较低的州，学生贷款的拖欠率明显更高。这些地区本身经济基础较弱，居民储蓄水平偏低，就业机会相对不稳定，抵御财务冲击的能力也较差。随着贷款偿还政策的全面恢复，当地家庭的还款能力进一步受限，消费意愿也随之下降。因此，这些地区更可能出现显著的消费退缩，进而带动区域性经济活力减弱。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学生贷款逾期违约问题还与种族背景和教育经历密切相关。数据显示，非洲裔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贷款拖欠比例普遍高于平均水平。这些群体在教育资源获取、就业机会和收入提升等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学生贷款本该成为他们向上流动的工具，却往往演变为沉重的负担。同样，那些没有完成四年制大学或是就读于社区大学、职业技术学校的借款人，也更容易还不上贷款。尽管他们也为教育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但由于学位含金量较低，很多人难以通过就业实现收入的大幅提升，导致贷款无法顺利偿还。这类情况在低收入群体中尤为突出，形成了“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
学生贷款偿还困境已不再只是微观个体的经济问题，更在演变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难题。谁更容易背上贷款？谁更可能陷入违约？谁的消费最先被迫压缩？这些问题的答案背后，折射出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收入差距的扩大、教育资源的失衡，以及族群间机会的不均，而这些结构性不平等有可能逐步转化为制约美国消费扩张与经济韧性的深层障碍。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婕系工银国际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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